毛远明《碑刻文献论著叙录》系统清理与研究

卷。 30、没有。 西华大学（哲学社会科学）2011年8月 2011 收稿日期: 2011-06-16 基金项目: 本文为2009年长城石雕重大招标项目《魏晋南北朝隋唐五朝人物与文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基于出土文献语料库的朝代》。 该项目批准文号为2009JJD740009。 作者简介：毛元明（1949—），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碑刻汉字文字。 碑文文献研究的文献学研究历程（西南大学文学研究所，重庆400715）：碑文文献研究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研究形式多样，研究成果丰硕。 由于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需要，应梳理碑文文献研究的进程，研究成果值得回顾，总结研究的成功经验和存在的不足。 《碑刻记》系统梳理了碑刻编纂和研究的发展脉络，揭示了研究思路和方法，为学术界组织和研究碑刻提供了详实的信息线索和丰富性。碑文并利用碑文进行相关学科的研究。 这些学术信息和具体的研究方法将有效拓展碑文研究领域，带动碑文研究的深入。 关键词：碑文； 研究; 叙述; 价值。 CLC分类号：G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碑刻文学毛元明（西南大学中文学院文献库，重庆汉代碑刻 字体，400715） 摘要：研究碑刻文学已有千年历史，各项研究成果丰硕。 学科，以前的研究需要回顾，以便吸取经验，清楚地了解现有的缺陷。 索引碑刻文献系统地总结了碑刻文献整理研究的发展路径、思路和方法，并对相关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 关键词：石碑； 学习; 指数; 价值 1、碑刻文献与研究的历史回顾 (1)碑刻文献的产生过程。 碑刻文献是我国浩瀚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宝库。

如果说同时存在的碑文和甲骨文还只是石刻的萌芽，那么战国时期的石鼓铭文无论是制作技术、书法艺术、奇思妙想、内容丰富。 秦刻名石的数量、规模、气势也十分壮观。 西汉以后，“废百家，尊儒术”，儒家提倡孝道，鼓励厚葬之风，为碑刻的发展提供了文化基础。 到东汉时期，社会安定，为碑刻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碑刻、石碑、摩崖、墓碑、画像碑刻、石经等形式基本具备。 碑文的造型趋于固定，开始追求美观和制作精美。 一座座雕刻精美的高大纪念碑出现了； 世界各地的坟墓、神社、宫殿、寺庙、道路和桥梁中到处都有纪念碑。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大动荡、民族大融合、思想文化多元化发展，促使碑刻文学继承了东汉石刻的繁荣。 与此同时，新式的碑刻、造像、墓志铭文也得到空前的发展。 唐代在蓬勃的时代精神的感召下，产生了大量的纪念碑。 碑刻文献全面、数量众多、内容丰富、制作精美、风格凝重、形式灵活，超越了各个时代。 宋代以后，碑刻开始衰落。 但少数民族古碑刻大量产生，法书碑大量出现。 一定数量的碑刻留下了一批科技史料，反映了当时较低层社会经济形态、生产力水平、工商业状况以及民间盛茂圆明：碑刻文献的研究过程。 生活习惯、风俗习惯等内容构成了这一时期碑刻文献的一大特色。

丰富的铭文文献的客观存在汉代碑刻 字体，必然会引起学者们对此类文献的关注和研究。 第一个关注碑文文献的人是司马迁。 他在《史记》中记载了秦始皇的铭文6条。 只有通过这本书，我们才能了解秦石碑文的大致内容。 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介绍了他随水系在各地看到的一百多处汉代石刻。 这些铭文在后世大多已失传，我们只能根据《水经注》略知一二。 《四库提要》在《古记集》中提到“梁元帝始征碑文，有《碑文》一百二十卷”。 这是中国典籍中记载的第一部碑刻文献。 不幸的是，该信息尚未传达。 唐代石鼓的发现引起了社会轰动。 但当时的学者并没有认识到它的文献价值，只将其誉为圣物。 （二）碑文文献研究的回顾 从学科史的角度来看，真正意义上的碑文文献的收集和研究是随着器物和古文字的研究而产生的，传统上称为金石学。 这门学科始于北宋的欧阳修。 他的《古志集》开创了碑文收集、整理、研究的先河。 此后，碑刻收藏者、组织者、研究者队伍逐渐壮大，研究领域逐渐扩大，研究成果不断丰富。 到了清代，它已达到顶峰，金石学学者数千人，研究成果令人瞩目。 这些作品可以用跋文记述，也可以将碑文转为楷书，也可以只记碑文，也可以抄写碑文，也可以将原文转楷书加注。 ，或者拓片和插图，或者拓片、插图和说明并存。

跋式记述的优点是可以保留部分碑文，研究形式自由灵活； 缺点是碑文原文未保存，且杂乱无序。 楷书转铭文虽然收集了资料，但却消除了文字的本来面貌，不利于文献学研究。 而且，文本转录过程中存在不少错误和空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文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仅有目录的作品可以让人们对古迹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也便于目视古迹，但研究价值不大。 临摹铭文可以基本保留其原貌，并能在一定程度上修复或弥补原铭文的片段和模糊之处，为研究人员提供重要依据。 但如果抄写者水平不高或者学术研究不严谨，结果可能就毁了。 字体字体都变形了，甚至连字都被错改了。 直到20世纪50年代，拓印作品才出现，取代了楷书转印或临摹，既保留了原碑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又附有说明。 而书法研究极其重要。 如赵万里的《汉魏南北朝墓志铭集释》（1956（1983））、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的《北京图书馆历代馆藏中国石刻拓片汇编》（ 1989年），以及中国文物研究所在各省相继出版的《新中国》。 《出土墓志铭》（1994）纵观碑文文献研究史，封建时代碑文文献研究长期处于传统金石学层面，侧重于碑文的搜寻、拓片、编纂等。碑文研究、碑文解读、书法艺术欣赏、考证释义、文史研究、碑拓校勘、碑形介绍、碑例总结等，长期以来，两者兼而有之。金石学和金石学并重，没有区别。

直到清末卢增祥的《八穷士进士拾遗》问世，进士才开始分出。 尽管如此，铭文文献的研究成果还是非常丰富的。 民国以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学科分支日益明显，碑刻文献的编纂和研究逐渐走上系统化、科学化的轨道。 研究目标更加明确，研究内容更加确定，研究思路、方法和手段更加科学，碑文学和碑文文献学的建立也提上日程。 由于学科建设的需要，应梳理碑文研究​​的流程。 历代的研究形式和成果值得回顾。 历代金石学研究流派应予梳理。 研究的成功经验和存在的缺陷必须总结。 应总结研究的重要人物和研究现状。 值得清理。 毫无疑问，对学科研究史的全面梳理和系统研究，将有力地推动碑文文献研究，拓展学术研究领域，引领碑文文献研究向纵深发展。 （三）碑刻研究成果记录。 前人在整理碑文研究​​成果时就做过这项工作。 但由于历史的限制和学科发展水平的制约，平心而论，这项工作做得并不好。 清代李玉荪所著的《金石志》，介绍了金石研究者500余人。 《金石志》收录了清代至民初研究、收集金石学及其著作的学者232人。 民国时期，玄喆着有《金石学者录》，记载了历代金石学者1469人； 还着有《金石学考》，收录金石学著作2200余种。 这两本书都只是手稿（第715页）。

荣渊《金石碑记》载目测历代金石专着977篇（第606页）。 徐敬吾的《清代金石学家传》介绍了清代48位有成就、有影响的金石学家（第633页）。 林俊编着的《石录金石书志》，记载了1921年以前历代金石作品969种（第566页）。 如果仅看上述书籍的数量，它们对金石学研究成果的描述应该是相当丰富的。 然而，如果我们仔细审视，我们就会发现，在石雕领域并没有太多的成就。 原因如下：一是各书不区分金石和金石。 专门研究金石学的金石学家和他们的作品远远多于专门研究石刻的金石学家和他们的作品。 许多论着虽然冠以“金石”，但名不副实。 只有金子没有石头。 那些同时处理黄金和石头的人也认为黄金比石头更有价值。 以荣源的《金石文库》为例。 更新版收录金石学著作977篇。 事实上，无论是金石学还是金石学著作都不足三百部，专门研究金刻的著作更是少之又少。 其次，选品没有标准。 收集和研究之间没有区别。 介绍的许多铭文人物只是收藏家，而不是研究者。 如陆新元《金石学志补》中收录的人就有330余人。 他们大多只是汉代至清代金器的收藏者。 他们没有著作，更不用说研究了。 第三，各书中收录的金石文字和金石专着相互重叠。 有的只是根据古代记载，没有事迹、文字，数据的可靠性较差。 例如，玄哲《金石文考》所收金石著作中，就有大量未传世的作品。

第四，如果你正在测试金子或石头，看到它就立即接受，不要做出任何判断。 事实上，对于很多人来说，组建家庭是很困难的。 由此看来，《碑刻文学叙事》（以下简称《叙事》）所做的工作，是对碑刻文学研究史的实践贡献。 可以解决碑文文献史学科发展的迫切需要。 其意义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的。 二、《书录》碑刻文献研究史的梳理 （一）系统梳理《书录》碑文研究史 《书录》以历代角度的碑文文献研究史为主要内容。研究对象，坚持以现存经典为基础，作品或以金文为主，或以金石并重，但以石为主。 这凸显了碑文文献研究成果的主题。 馆藏作品1944种，年代为北魏至2010年。具体朝代包括北魏3种、宋代42种、明代37种、清代1040种、现代有817种。 由于专着的集中和体例的原因，实际收录的作品数量超过了这个数字。 有雕刻、石印、印刷、影印、油印和纸币。 大部分是官方出版印刷的，也有一些是内部印刷的。 多为单卷或印本，也有少数丛书，有的还包括金刻研究集。 本书不仅收录了我国大陆历代碑刻的主要著作，还关注我国台湾省的著作，如《台湾教育碑刻》、《中部台湾古代碑刻集》、《文集》等。 《南台湾古碑刻志》、《北台湾碑刻集》、《台湾现存碑记》、《台南古碑记》等。

更有价值的是收藏了韩国、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国的汉文碑刻和论文。 如《马来西亚中国碑文集》、《马六甲、新加坡中国碑文集》、《泰国中国碑文集》等，这些作品对于考察中华文化在世界各地的传播很有帮助。研究华侨华人的创业历史、社会活动和生活状况。 、风俗习惯、与各国人民的友好交往是最难得的素材。 主要收藏中国学者的著作以及国外学者的著作。 例如，除上述侨碑外，还包括（葡萄牙人）杨马诺所著、清光绪四年（1878年）出版的《大唐景教碑颂》。 这是第一本外国人研究中国碑刻的专着。 。 （法国）沙万于1893年撰写《中国两汉碑记》，这是第一部向西方介绍汉族肖像的专着。 还有（美国人）尼古拉斯·鲍培着，郝苏民译注的《鲍培蒙古文八思巴字铭文》，汉译注补本； 郑振曼、（美籍）丁和生等编着的《福建宗教碑刻汇编泉州分部》，主要收集汉字碑刻研究的专着，也尽可能多地收集有关汉字碑刻描述和研究的专着。例如，有突厥文、西夏文、契丹文、西巴文、女真文、藏文等铭文的碑文著作。